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龟峰堡,一段尘封已久的明代抗倭历史 ——《王公建堡去思记》碑解读

发布时间:2018年10月09日 来源:

  一、《王公建堡去思记》碑文补遗

  《苍南金石志》依据县志所载和石碑拓片,部分还原了《去思碑记》。笔者反复察看拓片并与石碑进行认真比对,发现《苍南金石志》中的《去思碑记》碑文有许多错误与遗漏之处,现订正补充如下:

  王公建堡去思记。河南开封府荥阳县知县、前署平阳县学教谕云间少溪杨翰撰文。邑庠士颐庵陈经言书丹篆额。龟峰于平阳为裔土,面海背山,延袤数十里,故……巡司建堡垒,为奠居计,请于兵宪凌公、巡台周公。公允檄下□日且始事,适岁得□□相望,……巡幸□石□石三寰祝。窃叹进厥耆老请之……慰谕之命归,故土民安堵如故焉。君曰□矣。……以益之劳来劝相随,时补助工,遂以兴□台……堡莫奠,凡此骏功,非君莫成。然则今旧□以……相与建亭勒石,以识不忘,属子□、子君……□负杰之士,每每以功名自表,见绩著一时……如家事而为之,不遗余力,非大有奋树而□功名……焉,使之以逸道,而民忘其劳驱之,以生道□无……又有出于岸石之外者乎?予备职,予兹观□风……乡人之有此□功。隆庆岁在己巳春三月上浣之吉旦。乡耆老:□正良、张□□、陈□仲、陈守□、金元恩、翁□□、王济□、□□成……立石。

《王公建堡去思记》石碑

  二、《去思碑记》为纪念龟峰巡检王公而立

  去思碑,又称德政碑,是地方百姓为离职官宰而立的纪念碑。《王公建堡去思记》碑,是渔岙百姓为离职的龟峰巡检司巡检王公而立的纪念碑。该碑勒于明朝隆庆“己巳春三月上浣”,即公元1569年三月上旬。从残缺模糊的碑文中,我们还依稀可以读出碑文的大意:龟峰巡检司巡检王公为了龟峰百姓的安居,亲向“兵宪凌公”“巡台周公”请示筑堡,得到允准后,不遗余力,带领大家奋战一年,建成了龟峰堡,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隆庆三年巡检王公调离龟峰,于是村里耆老为其建亭立碑,表其功绩,以志不忘。

民国《平阳县志》载有《王公建堡去思碑记》略文

  三、碑文中涉及的五位重要历史人物

  碑文涉及“王公”“杨翰”“陈经言”“凌公”“周公”五位重要历史人物,现据《明世宗实录》、民国《平阳县志》、侯一麟《龙门集》等史籍方志的记载,简介如下,以补《苍南金石志》之缺。

  杨翰,号云闲少溪,上海人,曾任平阳县学教谕(县学教官,掌文庙祭祀、教诲生员),隆庆三年(1569)任平阳县学教谕,后升河南荥阳县知县,是《去思碑记》的撰文者。

  陈经言,字子慎,号颐庵,平阳仙居(今苍南县钱库镇仙居)人,世代书香,隆庆中岁贡,授建宁教授,万历年间升安徽巢县知县,后改任广西梧州通判,有《洗耳池记》《平阳会馆录序》等文章传世,是《去思碑记》的书丹篆额人。

  “王公”即王□(逸名),南直隶(江苏、安徽、上海一带)人,龟峰巡检司巡检,是龟峰堡的倡建者。《苍南金石志》说“王公指王逸,名南,直隶人”,有误。

  “兵宪凌公”即凌云翼,字洋山,江苏太仓人,嘉靖二十六年进士,嘉靖三十八年至四十年任整饬温处兵备副使(分巡副使),后官至兵部尚书。《明史》有传,明乐清侯一麟《龙门集》中有《兵宪凌公去思碑》和《凌公生祠记》。时任整饬温处兵备副使,负责经略温处海防、简练水陆官兵、处备粮饷之事,督促其属饬治墩台、关堡、船只、器械等。

  “巡台周公”即周斯盛(1524-1569),字子才,号际岩,甘肃宁县人,嘉靖三十二年进士,初授行人,继任四川道监察御史,后巡按辽东有功,改按浙江。嘉靖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任巡按浙江监察御史,转又督学山西,是嘉靖《山西通志》的编纂者。时任巡按浙江监察御史,其职责是“代天子巡狩”,政事军民无所不察,“大事奏裁,小事立断”。

龟峰堡俯瞰图

  四、龟峰堡是官方允准修筑的民堡

  龟峰堡建设的发起人是龟峰巡检司巡检“王公”,它的修筑得到了官方允准和支持,有别于原平阳县域内的“余洋”“前仓”“白湾”“城门”等纯民间修筑的民堡。明代的巡检司虽“分隶诸卫”,军事上受卫所节制、调度,有协助官军备倭之职责,但其主要任务是盘查过往行人,维护正常的商旅往来,隶属地方行政。巡检司巡检是个文官,整饬温处兵备副使(分巡副使)也是文官,巡按浙江监察御史也是文官,职位仅次于总督,《筹海图编·浙江兵防官考》位列总督之后的便是巡按浙江监察御史。因此,王巡检向同是文官的上司整饬温处兵备副使凌云翼、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周斯盛请示筑堡,也是理所当然之举。

  五、“王公”请示建堡时间当为嘉靖三十八年

  “兵宪”凌云翼嘉靖三十八年至四十年任整饬温处兵备副使,嘉靖四十一年春“擢参江右政以行”;“巡台”周斯盛嘉靖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任巡按浙江监察御史。他们在浙江任职时间重叠的只有嘉靖三十八年、三十九年。由此可以推断,龟峰巡检司巡检“王公”向“兵宪凌公”“巡台周公”请示筑堡的时间应在嘉靖三十八年至三十九年间。

  从嘉靖三十七年始,温州沿海倭患趋重,百姓深受其害,万历《温州府志》说“有瓯以来,所未有之惨也”。嘉靖三十八年,倭寇蜂拥而来,三月围平阳城,烧劫南北港,“越三月乃去,伤残之余,田禾至不能下种”;四月福建新倭大至,《嘉靖东南平倭通录》惊叹“新倭遍福漳泉,无地非倭矣”;七月倭寇一度占渔岙为巢穴,《明世宗实录》载:“倭寇自闽流至温州,结巢小获、桐山,出掠平阳、泰顺等县”。迫于严峻形势,明廷紧急在金乡卫设温处参将,其中营499名官兵屯扎大、小濩冲要海口,以加强防卫,同时“许筑民堡”。一时温州建堡盛行,如永昌堡、永兴堡、县后堡、寿宁堡、宁安堡等建于嘉靖三十七年,钱仓堡、梅头堡、石梁堡等建于嘉靖三十八年。顺治《平阳县志》载嘉靖三十八年“上司许筑民堡”,并罗列了麦城、宋埠、仙口、前仓、蔡(家)山、东魁、舥艚、龟峰等八大民堡。因此,“王公”向“兵宪凌公”“巡台周公”请示建堡的时间可以锁定在嘉靖三十八年下半年,也就是“倭寇结巢小获”“中营499名官兵屯扎大小濩冲要海口”“上司许筑民堡”之后。

民国渔岙《王氏宗谱》中的小获和龟峰堡图

  六、龟峰堡始建于嘉靖三十八年(1559)

  早在洪武十六年,倭船十八只曾入寇小濩,被官兵击败。此后又多次侵扰,现又占为巢穴,可见此地极其冲要,城防必须加固。作为驻守渔岙的军政长官,巡检王公此时申请筑堡也是责无旁贷。而海防万分危急,筑堡迫在眉睫,面对下属请示,“兵宪凌公”“巡台周公”也绝不敢怠慢拖延,否则必被参劾;乡民深受倭害,急盼允建檄下,以求建堡自保,一旦檄下,必定即日动工,绝不会延至来年。因此,龟峰堡的始建时间也可确定在嘉靖三十八年下半年。

  民国《平阳县志》载“龟峰堡,明嘉靖乙丑巡检王□建”,嘉靖乙丑即嘉靖四十四年,其时温州倭患已平。《筹海图编·宁台温之捷》载:“嘉靖四十年……至五月朔日,追斩于闽浙界上,生擒一人,温州平。”万历《温州府志》载:“嘉靖四十二年三月十七日,军门赵炳然统都指挥晏继芳、把总胡震等率三关兵船,会剿福建流江倭船七十余只,斩首数百级,救四处被掳子女百余,自此倭患稍息。”嘉靖四十二年后,未见方志史籍有倭寇袭扰平阳的记载。在倭患平息的嘉靖四十四年,渔岙军民怎会在此时花费巨大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去修筑城堡?上司又怎会允准?因此,民国《平阳县志》嘉靖乙丑建的说法应该有误。

  在大渔镇渔岙村王氏宗祠内保存着一块《王公建堡去思记》碑,碑青石质,高164厘米,宽81.5厘米,厚15厘米。圆额篆书题刻“去思碑记”四字,单字高8厘米,宽8厘米,正文楷书阴直刻16行,单字高3厘米,宽2.5厘米。可惜石碑已断成上下两截,碑文下截字迹大多模糊不清。听村耆老说,石碑原立于溪坑岭头碑亭中,后被移置东门内侧靠墙处。“文革”期间,已断成两截的石碑,下半截置于东城墙的墙头,成为村民坐谈、下棋的平台,许多人还把它当作磨刀石;上半截成为项家一民宅门前的踏脚板。因石碑正面平整,放置时均正面朝上,故有此损。后石碑被辗转安置王氏宗祠。民国《平阳县志》录有《王公建堡去思记》略文,并注“文见文征”。令人遗憾的是,寻遍“文征”,却找不到碑记的详文。

  七、龟峰堡竣工于嘉靖三十九年(1560)

碑文道:“公允檄下,□日且始事,适岁得□□相望。”可知巡台周公、兵宪凌公允准建堡的公文下达后,渔岙军民即日开始修筑城堡,恰好一年得以□□相互远望,建成城堡。

龟峰堡始建于嘉靖三十八年,“适岁得□□相望”,修筑时间恰好历时一年,其竣工时间当为嘉靖三十九年。

一块《王公建堡去思记》碑,蕴藏的是一段尘封已久的明代抗倭历史。由于碑文磨损、风化严重,“文征”无存,我们现在只揭开了冰山一角,期待更多的碑文被识别,更期待文史界有新的发现,以还《王公建堡去思记》的本来面目。(陈明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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